宋神宗熙宁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过于深远，从财政与经济政策的争议，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理制衡，到封建国家官制运作的核心机制推荐配资股票，最后到儒家和法家作为伦理性和功能性意识形态互为表里的斗争与合流。某种意义上，王安石的变法的结局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半衰期，是文官政治与富国强兵两全道路的失败，也注定了风雅清平之乐的北宋的惨烈下场。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天平逐渐失衡，每个王朝在残酷生存危机中都越来越路径依赖于高度功能性集权高压，兴衰循环也越来越短促，直到不可挽回的内生性崩溃发生。
而在一切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朝廷出台了一项并非强制的引导性助农贷款计划，希望以比市场利率至少低一半的利息，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的季节；也希望在税收不增加的情况下，增加一点财政收入补贴正在用兵的西北。
“无争议不成顶流，无黑水不成巨星”，王安石其人其名，在历史上反复回响，千载不绝，自商鞅以降成为体制内最大的异端，是极少数在漫长的正统历史中盖棺难以定论的名人，这种际遇，反而让他的思想和遗产奇迹般保持了长久活力。与供上神坛的偶像或打入泥沼的反派不同，关于王安石的争议，没有被缄默禁言，他的人格道德、文章成就，即使反对者也很少否认。南宋以降，对青苗法为代表的北宋新政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离经叛道精神，否定和批驳是官方主流，但一落实到财政吃紧，税源不足，兵用匮乏这些现实治理问题，务实的官员又不能不承认王安石曾在危机来临之前，试图正面面对前现代社会的马尔萨斯陷阱，调节农业社会自发的经济周期和治乱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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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呈忠
版本：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9月
争议王安石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王安石晚年在《凤凰山》中写下的诗句，通透又绝望，与他忧勤执拗、进取有为的人生成鲜明反差，让他留在历史中的自画像，宛如预言特洛伊沦陷却无能为力的卡珊德拉。
王安石生于官宦之家，少有才名，18岁上父亲亡故虽然家道中落，但科举十分顺利，年仅二十一岁即登科二甲榜首，堪称少年得志。这个才华横溢、个性十足的年轻官员在政治舞台上刚刚登场就立刻赢得满朝侧目与惊叹，他的耿介孤傲、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在晏殊、韩琦、包拯等前辈名臣面前的特立独行，直至在皇帝本人的宴会上的粗疏行为（吃掉了一整盘鱼饵），虽引起一些议论和质疑，也给他增加了极大的话题性和神秘感。王安石当然并非真是粗鲁之人，他敢于略加夸张地表现自己的性格，使用这种带争议性的“引流”方式，一方面是因为仁宗朝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和文坛环境，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理想价值和实力的信念，还有一群挚友（包括日后他最大的政敌司马光）的坚定支持。
在真正重要的进退决策中，王安石非常谨慎，短暂的试探之后，他并没有高估自己在中枢的生存空间，及时而坚决地拒绝留京，在大半个仁宗时代辗转于地方官，锤炼经验，丰富履历，涵养民望，直到仁宗晚年嘉祐朝，才入京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明确总结了自己的政策观点。再几年后，在宋神宗正式起用他入相之时，王安石已经是天下众望所归的无冕宰相。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图/IC photo
以中国封建王朝官员上升的轨迹，这种迂回与相机抉择虽不少见，但对王安石个人而言，他的行政风格在地方财税、刑名大量实践历练之后，呈现出一种极为讲求制度自洽和程序正义的倾向，在儒家的人情伦理、现实主义来看显得格格不入，更加坐实“深文周纳、钻牛角尖”的风格。比如他在一个著名的少年斗殴杀人案中，力主凶手是“捕盗”正当自卫，应该无罪，尽管“盗贼”行为本来是少年友人之间嬉戏闹着玩抢夺走一只鹌鹑。这件事和御宴上“误食鱼食”相提并论，成为政治对手攻击他的“奸伪”的借口，却显示出一种力图中立和程序技术导向的“司法克制”意味。
所以，当王安石开始着手实践其治理想和经济政策的时候，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评论，他与现代人比他的同时代人距离更近。从文章学术名声尽管北宋名臣们都可称为学者型官员，但王安石实际更像现代技术官僚的历史先驱。黄仁宇也认为“所谓新法，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种观点兼备凯恩斯国家资本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税收自发调节思想，即使放诸现代专业人才和国家机构，其推广实施也并非简单。
北宋 杨威《耕获图》。
古典财政周期：
富国强兵的困局
马尔萨斯陷阱勾勒了前现代农业社会的周期模型，在国家治理上体现在政府财政危机，以及解决手段的贫乏，建制的崩坏有可能漫长却很难逆转，每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都无例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战争能引入外生力量，加速或者延缓这个历程。罗马帝国不断重新设定秩序，定义身份、容纳蛮族和连续的对外扩张，以蚕食置换主体的“忒修斯之船”方法对抗衰老，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更加封闭的中原王朝却很难这么做。北宋中期出现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几乎出现在中国历史每一个有像样的治理能力的封建王朝中，这是马尔萨斯陷阱的另一个版本，治理成本随着人口增长以几何级数上升，而治理资源——政府能拿出来的财政能力，却只能随着主要产业——农业产出——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大崩溃到来之前的僵持中，总有强人试图进行改革破局，然而就像升级更新版本的电脑操作系统，虽然理论上填补各种漏洞，现实中却一定会占用更多的内存资源，有可能降低速度甚至造成应用之间的冲突、卡顿和死机。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并非富民强兵，短期来说就是“不加赋而国用足”，开源创收，对外应对西北与西夏的战事，对内稳定统治和治安。从仁宗朝开始，所有的改革和修补，其中包括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是被国防和安全刚需倒逼出来，这就决定了必须追求立竿见影效果，在较短时间里如何能迅速筹钱？无非开源节流两条途径。减少浪费，减少“冗官、冗兵、冗费”，不仅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的庆历新政把“明升黜”作为改革政策的第一条，后来的司马光、韩琦、苏轼等变法反对派，拿出来的方案也是减少不必要的冗员花费（尤其是王安石设置的新机构）。然而，理论上机构改革、削减开支是治本之策，现实中却是涉及核心利益的存量改革；不仅执行难度大，还容易被利用成为派系斗争工具，造成“裁员先裁大动脉”的尴尬局面。更深层来说，冗官、冗兵是北宋吸取唐五代军阀割据教训，崇尚文官治理、行政集体制衡、军队与将领分离的政治代价，以数量换质量，以空间换时间，以金钱换稳定，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说撤就能撤。庆历新政最后沦为空谈多于实绩，宋仁宗也撤回了支持。
王安石的思路是“开源”创收，绕开存量搞增量，成立新的机构产生新的权力中心。在他的计划中，这种方式不会一开始就触动官场恩荫的核心利益，但是向死气沉沉的官场放出了一群鲇鱼，给了青年官员崭新的发展机会，从政府采购、政策贷款、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基层行政网络方方面面强化政府的干预，重头戏其一是盘活沉淀的大宗国有资产——价值高达1500万贯的常平仓储粮，以货币化的方式投资刺激农业再生产和消费，使政府获得货币收益（青苗法），其二是徭役义务商品货币化，以钱代役，按家庭资产水平设置费率，这样就将过去免于人力义务的地主士绅、佛寺道观纳入收钱范围，大举增加财政收入（免役法）。一言以蔽之，把国家经济活动深度货币化，同时消灭边边角角的误差与特权。
在中世纪小农经济的广阔帝国里推行这一系列“钻到钱眼里”的政策，势必遭遇理念上的强烈反扑和技术信息能力的极大局限，王安石没有料到他的“增量改革”“以孔孟之名行韩商之事”之所以让人反感，是因为新的权力通道完全超越和凌驾了旧有的体制与机构，不是裁撤一些官员，改变考核奖惩这些内生的小打小闹（比如庆历新政）可以比拟的。而对推动新政所必需的统计、联系、反馈、定量的精细技术能力，是他的人才队伍几乎不可能胜任的。与他的反对者相比，不仅行政能力，目的、人望和品德也更像一个草台班子，而最可怕的是，他试图绕过去的巨大存量——北宋的几乎整个官场，都成了潜在的敌人。
北宋 郭熙《早春图》。
青苗法与早熟的金融抑制
青苗法是整个熙宁变法的争议核心，也是后世把王安石视为金融建设与改革先驱的关键法案。它的主要设计来自变法阵营中名声不佳的吕惠卿，此人“险巧奸邪”（司马光语），多年之后连王安石本人也背刺，但《青苗法》忠实而具体地反映了王安石的核心理财思想，基本是王在觐县做官时的成功实践经验总结和推广，“散惠兴利”。
政府以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为了调节平抑粮价建立的政府粮仓）存粮和收购粮款为抵押资产，折合1500万贯钱作为本钱，一年两次借贷给农民，称为“夏料”和“秋料”；农户按保甲以及贫富分为五等，最上等户每次可以借15贯，第五等户每次1.5贯,按当时的粮价水平，第五等可以勉强维持一家一个月的温饱，度过两季青黄不接的危机时间，自愿借贷，不许强行摊派（抑配），利息并无明确规定，但原则是低息贷款，公家无所入，收取两成（20%）的利息，作为执行的行政费用。
平心而论，青苗法的初衷并非在收利息财政创收，在于遏制高利贷，维持小农再生产的脆弱能力，改革的理财收益效果，是通过减少农民失地，减轻土地兼并，间接从田租税赋恢复和增长获得。但政府和王安石对收利息保留了允许态度，王安石认为国家有“舟楫之费”这样的行政费用，况且以一般民间贷款的“倍息”（100%利息），如此低利息的贷款相当于聊胜于无。
默许了利息的存在，同时官员的KPI考察和提拔标准大幅度依赖于青苗钱的“裱散”，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动机和条件，把这项农业贷款政策，转化成一个巨大的垄断国有信用社机制。在现代的货币银行学理论中，中央银行依靠投放基础货币和调节利息率刺激经济，其基础在于货币创造的过程中有银行体系和信用链条，在北宋不存在这样一个公开和流动性的信贷市场，民间高利贷和官府的软摊派型低息贷款相遇，最容易出现两个结果：中间投机商的无风险套利，以及必须用强力干预的失信行为。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问题，发展中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经常以政府干预来压低利息率，然后用配额方式分配有限的信贷资源，过低的利息率和政府限制抑制了市场化的金融活动，造成了资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司马光反对青苗法的观点，就直指政府贷款即使有名义上的低利息，但罔顾实际需求，还本付息又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得损蚀官本）的巨大压力，政府强力保甲连坐，以及进城缴费的花费，交易费用高企，实际成本加总计算和民间借贷相差无几，而民间借贷至少有内生的真实需求和灵活的还款方式，司马光称之为“富贫相济”。
北宋的金融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是一个短暂的高峰，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开始在商品流通中广泛通行，政府也正式接受和管理。但大多数金融活动无疑集中在商业繁荣的城市，比如东京、金陵和益州，广袤的农村地区很难接触到便利的金融服务和平准的利息，这样，青苗钱就成为垄断的金融渠道。它到底是资源还是负担？要看使用者的禀赋，有能力与渠道者可能会不符资格而伪造“冒请”，去二级市场转贷赚钱；没有能力与资质者被强行摊派，则成为沉重强制负担，甚至需要再借高利贷偿还青苗债。如果我们带入现代国有银行视角，最差的结果无非累积大量的不良贷款资产，但在王安石的时代，金融风险托底最后只能转化为人民的直接负担，形成不加赋的加赋，和对他本人的质疑与怨恨。
北宋 范宽《溪山行旅图》。
变法迷思与制度极限
熙宁新法前后延续了五十年，王安石生前身后名也随时沉浮。变法解决了短期财政危机，神宗朝的财税积累一度超过二十年收入，却没有改变积贫积弱的北宋整体局面，徽宗朝的“新法党”直接以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的方法解决财政问题，青苗钱被腐败的基层官僚冒领贪污，不仅没有本钱出借，还虚报发放勒索利息，物价腾贵，贫民破产，彻底摧毁了国家金融信用体系与社会治安，不仅为北宋灭亡踩了加速器，也给王安石招来新的骂名。南宋的官方定论由朱熹所说“群奸嗣虐，流毒四海”（朱熹本人还效仿过青苗法兴办过社仓），而把靖康之祸的责任上溯直接甩锅给王安石，“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也……安石挟管、商之术，变乱祖宗法度……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杨时）。
正如所有成为符号的历史人物的命运，是跌落圣坛还是获得追捧，大多已经与本人的实际作为关系不大，依赖时代的牵引力左右。进入近代以来，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危机应变又成为时代课题，从梁启超、郭沫若、胡适、蒋介石甚至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中的经济学家，把王安石再次作为改革的旗帜与再发现的宝藏来赋魅，他执拗刚直的性格和“三不足”宣言，也与斗争哲学所喜爱的人物IP设定相吻合。百余年来热情不断高涨，以至于今时今日，有金融业界的大奖以他命名，有热门穿越小说主人公为他查缺补漏修订补丁；在消解一切的娱乐与二次元世界中，他的昵称是Jeff（介甫）Wang……
究其根源，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变法，都是人们投射以较小成本改变稳定而失速的体制，对抗僵化魔咒，挖潜制度潜能的期待。以普通人的寿命周期，大众对治乱更替有深刻的恐惧，个体对抗时代巨轮的能力约等于零，“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虚幻的事后潇洒，有英雄人物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是神话般的大众最优解，也是最为容易被利用的群体心态。真实的历史中，无论中外走到变法这一步，常常已经为时过晚，超越了制度可以被挽救的极限，所以历来失败的改革之后，常常很快来到（甚至提供加速）巨大的灾难和崩溃；即使是成功的变法（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也会因为旧制度被延展挖掘到极限，新的利益阶层崛起，其累积的矛盾与破坏性能量最终还需要以其他方式释放。面对变化的常态，恐惧无济于事，而革新的能力，审慎的准备和挑战的勇气，或许是今天面对同样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应该从王安石的成就和教训中吸取的教益。
撰文/孔笑微
编辑/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推荐配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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